《人物》7月号封面
“你是没有办法靠一己之力改变这个社会的，但是你可以去学懂它的规则，然后去玩死他们。”
美国《商业周刊》2006年在《不可思议的中国青少年消费群体》一文中分析80后的消费特征：中国青少年群体的背后是一个年销售额为360亿美元的市场。宠爱孩子的中国父母每年在孩子身上的花费高达287.5亿美元，还有75亿美元则直接出自孩子自己的口袋。追逐时尚型的青少年集中在大城市中，他们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，更信赖科技力量，追逐金钱财富，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十分在意。小城镇的青少年用更多的时间读书，更加让人震惊的是受访者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。
郭敬明[微博]先生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一独特市场。
《小时代》最令郭敬明骄傲的是一个长镜头，摄像机追随奔跑的杨幂[微博]，从秀场的一层到顶层。这个长镜头共拍摄了4天，难度在于要在一个封闭的、充满各种障碍物的楼里为摄像机寻找适合的角度，并同时调配800个演职人员。这是第一次做导演的郭敬明坚持使用的手法。
这符合郭敬明一贯追求极致的性格：热爱名牌、华服、party和美酒；他出版的杂志叫《最小说》；公司叫“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”(以下简称“最世”)；他洗脸10道程序，出现在公众视野完美如瓷器。因为衬衫没及时烫好，他曾缺席《锵锵三人行》的录制。
他高调炫富的生活态度有着广泛的影响。除了作品质量之外，他让人联想起美国着名作家卡波特，同样有着小男孩的身材，娇嫩的嗓音，热衷名利场生活，结交明星、模特、奥运冠军、房地产老板……他主办的party往往选在上海最隐秘奢华的场所，比如外滩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原址。他是称职的沙龙主人，习惯用夸张又真诚的口吻称赞每一位入场的女士：亲爱的，你真美。
但是，如今他已经有了不穿名牌的权利，此刻坐在《人物》记者面前的郭敬明穿的是一件300多块钱的暗蓝色衬衫。“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一寸寸抢回来的。”他说，“现在社会对我的认可越来越高，包括这几年媒体的态度。就像我现在，你不会对我说，哎，郭敬明，不好意思，你麻烦换一件贵一点的衣服。”
看他金光闪闪，看他杀气腾腾
郭敬明对《人物》记者说，崇尚名牌缘于刚成名时发生的一件事，那是2003年《幻城》出版后，20岁的他在上海大学念大二。
“那时我对名牌没什么概念，还穿了一套自己觉得挺好看的衣服。然后到了活动现场，一个工作人员问‘郭先生到了吗？你是他的助理还是什么？’我说我就是郭敬明。他看到我的第一眼就说，‘哎你服装带了吗？我们先去把衣服换掉。’我说：‘我已经穿好了。"
“他那个脸，我当时记一辈子。”郭敬明翻了个白眼，脸上是一种夸张的不屑，“他说，哦，你跟我来吧。然后就放到一个小小的座位边上。”
郭敬明说，这种耻辱感把他整个世界观“摧毁”了。“像突然从学校拎出来，丢到闪光灯下，我傻眼的那个时候。”他感到愤怒又自卑，“并不是我一定要穿得多牛逼，而是被要求穿得很厉害。”
刚出道时“被欺负”的桥段出现在郭敬明接受的各种采访里。归结原因，“自己没那么牛，别人才敢那么对你。”郭敬明出生在四川自贡一个公务员家庭，初中时最爱引用的诗句是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。 高中时两次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。在仔细研究前两届新概念获奖者的文风后，他才敢投出作品，“我是很认真地想要拿第一名，用尽全力地，朝向那个最虚荣的存在。我写了整整7篇5000字的文章。我买了7本杂志，剪下7张报名表。”
上海让郭敬明毫无归属感，于是终日旷课、打动漫，用写作排解迷茫。直到2003年出版《幻城》和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，逐渐赚到了钱，他才认为自己算“真正融入了上海的生活”。他最大的爱好是结版税的当天去银行查存款，看看又有多少进账。
“你绝对不能说这是什么东西，我要自己写一个规则。这是不可能的。你琢磨自己就行了。你是没有办法靠一己之力改变这个社会的，但是你可以去学懂它的规则，然后去玩死他们。” 郭敬明对《人物》记者说，口气冷冰冰的。
由于每天只能睡2—3小时，他休学了；21岁生日当天，他组建了工作室，出版杂志书。他成为作家财富榜上最年轻的上榜者。这位只身一人来到上海、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人理所当然自认是残酷竞争中的赢家。“在这个时代，我出来了，你没出来，就永远出不来了。”
“郭敬明的书最吸引我的是情节，展示了不一样的生活：几个人纠结在一起，情节跌宕起伏。女的漂亮，男的帅，又有钱。”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一学生熊梓屹说。
“我疯狂地买各种奢侈品，带着一种快意的恨在买。”郭敬明很少锋芒毕露地回应对他拜物的嘲弄和质疑。“我本来就是一个教养很好的人。”他说。他的反击是博客上高调炫富的照片，《小时代》中反复出现的奢侈品。“我想在里面很残忍地、很赤裸地去讨论问题，我当时非常明白它一定会刺痛很多人的神经，挑战那些卫道士们。但是我遵从内心的出发点去写，我非常想记录我所看到的上海，我就是刻意要血淋淋地挑起这些矛盾。”
“时代一定存在天才”
直到最近3年，人们才能够正面认识郭敬明对出版业所做出的惊人贡献：中国现有传统文学期刊的全部发行量加在一起，才仅仅能抵上郭敬明旗下5本杂志的发行量；连诺奖引发的“莫言[微博]热”也未能改变中国书市的畅销格局排在畅销榜首的依然是郭敬明；他的公司连年盈利超过2000万，旗下的80多位年轻作家每年为图书市场贡献2亿码洋。
这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出版线，郭敬明坐在金字塔顶端。作家们通过郭主办的文学大赛、杂志和身边近10个编辑的选拔产生。塔底的作家每本书销量在5万上下。攀爬至金字塔中段的销量标准线是10万—20万册。笛安[微博]、落落、安东尼[微博]是簇拥在郭敬明左右的王牌作家，每本书的销量至少50万。“在其他出版社3万—5万就是畅销书了。在郭敬明这里是不够的。”金丽红说。作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，她的公司负责后期发行，郭负责内容制作。“读者买的是我的判断力。”郭敬明对《人物》记者强调。
在郭敬明构建他的商业帝国时，痛苦指数最高的是“从情感维系到制度维系的阵痛”。
最初的团队如乌托邦：同吃同住，以友情推进工作。然而，“没有规则和标准必然会与人情抵触”。“他有时会很贴心地跟我聊天，像朋友；有时就会用上级的语气要求我。我转变不过来。”当初一同创业的Hansey向《人物》记者解释当年离开郭的原因之一是“作为老板，他不够强势”，所谓不够强势，指的是当Hansey和别人意见分歧时，郭敬明私下会说支持他，但公开场合又一语不发。
Hansey离开时郭敬明哭了。另一个创业伙伴阿亮看见他发了会儿呆，头埋在臂弯里，悄无声息，整个背都在颤抖。
几年后Hansey回归，郭敬明接纳了。他使用“理性”、“克制”这类字眼解释自己已经“被社会训练得越来越冷静”。“我并不会把它理解为你对不起我，有一天落魄了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就要雪上加霜地置你于死地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”他说，“他们走过的路我太明白了，我比他们早了五六年。”他称与他同龄的员工是“温室里的花朵”和“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”，他们被他保护着，“我冲在最前头，去谈所有残酷的现实的东西。”
他开始学习如何建立企业管理制度，如何树立权威。员工被要求喊他“郭总”，只有签售新书时才能喊昵称“小四”。“现在你能想象我和员工住在一起吗？早上起来聚到客厅，一边吃早饭，一边开选题会？这不可能。”郭敬明认为这不是一道“在友谊和金钱间如何取舍”的选择题，而是一个关乎“权力如何分配”的社会命题。财富和权力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则，“就像一个金字塔，由上到下分配，几千年延续不变。”
他严格苛刻，像打造明星一般管理作家。既小心翼翼又略显不安的情绪笼罩在这家出版帝国上空。一位不愿具名的最世作家告诉记者，编辑提醒他不要跟老板交流太多，因为“不知道说了什么就会被雪藏”。“我有时会感觉很……无措。”他说。但他从来没有想过离开，“离开了，书不会有那么高的销量。”
3年前接受记者采访时，郭敬明曾将成功归功于“时势”；3年后，在拥有了更多的资源、知名度后，他毫不犹豫改了答案：“时代一定存在天才”。
